作者：李建伟

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已成为一个国家深层次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主要途径。我国已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贸易大国,但是相比之下,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却发展缓慢。为此,我们应根据当今全球竞争的特点,依据区位优势原则,一方面发挥现有技术优势,扩大对东盟等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对一些发展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可考虑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在当今世界大环境下,不失为一个双赢的举措。除了能加速东道国的工业化进程,有助于中国打破贸易壁垒,扩大出口,刺激技术再生,同时也有助于中国企业从全球范围来进行资源配置,使外国资产和技术进入中国,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一、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理论分析
1.产业区位比较优势基准或早半拍原则。这是指投资国与东道国同类产业相比较具有的优势。一个产业是否具有区位比较优势是该产业能否跨国经营的前提条件。这里的比较优势既不是指产业的绝对优势,也不是指产业的全球优势,而是相对于某一特定区位,即相对于东道国而言的比较优势。而这些产业在投资国即母国的产业体系中,既可以表现为边际产业（劣势产业）,也可以表现为优势产业,还可以是母国的中等水平产业或一般产业。这一基准就是跨国投资中的早半拍原则。如果按出口产品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将世界各国排个队,即最容易合作的国家就是这个排列中比较靠近的那些国家。或者说,如果甲国比乙国的发展早半拍,那么乙国可能是甲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佳选择。如果两个国家排列相差较远,即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就会差一些。从中国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来看,有２／３来自亚洲,其中来自亚洲“四小龙”的占５６．７%,来自世界七大工业国的只有２７%。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特区、中国台湾省的投资比重远远超过欧洲各国。欧美跨国公司多投入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特区、中国台湾省的企业多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过２０多年的实践,欧美跨国公司虽有不少赚钱的,但其总体利润却比不上港台企业,究其原因,港台企业投资符合早半拍原则。
２．产业内贸易量基准。衡量对外直接投资辐射效应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产业内垂直贸易量,即某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与母国相关生产环节的交易份额,它主要由产业内各生产阶段的关联度或连锁度所决定。一般而言,产业内垂直贸易量与产业关联的深度和广度呈正相关关系。就我国而言,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之一是要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拉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效应,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产业内贸易量的大小,这种交易份额越大,对外直接投资就越有利。因此,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基本方向应考虑选择对国内相关产业具有较强关联效应的产业部门。产业内贸易量是由产业各生产阶段的关联度或连锁度决定的。这种连锁关系可区分为前向连锁和后向连锁两种形式,如图１、图２所示。





其中图１所表示的产业综合体具有较高的后向连锁度,图２则表示具有较高的前向连锁度的产业综合体。图１较高的后向连锁度的产业综合体图２较高的前向连锁度的产业综合体比照这两种产业部门不难看出,对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来说,应选择后向连锁度较高的产业进行跨国投资,因为这种投资行为不仅可能扩大出口,而且可能利用国际市场带动国内多种相关的生产,从而推动产业的整体发展。而图２所示的前向连锁产业适合于发展资源型直接投资,即这种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利用国外资源来增加母国的产品供给。很显然,产业内的产品供求链越长，其内部贸易量越大。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首先要坚持产业区位比较优势基准。这是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一般条件,符合这一基准要求,才具有对外投资的优势。但仅有这些并不能确保产业选择已处于最优状态,相反,它有可能游离最优状态。产业内贸易量基准是对外直接投资效果的约束,它能使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或国际资源,同时,又能使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不断达到最优状态。
３．产业结构高度同质化基准。产业结构高度同质化基准要求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方向与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趋势相吻合。当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应该体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重视对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具有直接助长作用的投资方向。产业结构高度同质化标准适用于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
二、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分析
（一） 东盟国家的经济层次
1.对第一层次的分析目前,新加坡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是东盟国家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在亚洲仅次于日本。总的来看,新加坡已成为资金、技术密集型的城市国家。它的特点是,可凭借区位优势和人力素质优势大力引进外商投资,同时又要大力向外投资,新加坡发展了既大量吸收外资又大量向外投资的外向型经济。由于外资大量进入,新加坡的民族资本企业大量破产。９０年代后,新加坡在技术研究和开发领域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加大对外投资力度。中国在经济技术总体水平上远低于新加坡,存在着产业转移的梯度。
2.对第二层次的分析东盟第二层次的国家以马来西亚、泰国为典型,印尼、菲律宾以至越南都带有部分该层次的特点。它们利用外资,在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国际转移方面相当成功,在国际市场上正发挥着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并开始进入发展重化工业的工业化阶段。总的来说,这一层次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可以在水平型分工合作上发展,进行企业相互投资,寻求不同产业、不同产品、不同地区的互补。
3.对第三层次的分析东盟第三层次的国家主要指印尼、老挝、柬埔寨等国家。这些国家对外界经济技术资源有很大的需求,在一系列产业发展上也有强烈的愿望。总的来说,它们在发展经济合作上属于输入型为主的国家,是以自己的市场和原生资源来与外界的经济资源相结合。对于中国来说,这既是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场所,也是新发展起来的某些产业扩大市场的地方。
（二）中国对东盟三个层次投资的产业选择１．对第一层次投资的产业中国对新加坡的直接投资可分别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考虑:
（１）优势型投资。据世界银行１９９７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初等教育入学率水平高于日本、英国等部分发达国家,中等教育的入学水平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截止２０００年,我国受过中等以上（含中等）教育程度的人口总数为６．１７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４８．７２%,因而中国在技术含量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而新加坡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总数占４９．４%,比中国高,但由于新加坡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劳动力资源日趋短缺,引起工资水平急剧上涨,导致新加坡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优势丧失。中国应积极对新加坡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以便发挥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实现密集型产业结构升级。　
（２）学习型投资。对于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而言,主要目的是为了利用投资窗口获取高新技术,打破技术上的垄断和封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中国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签署协议,在新加坡建立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中心是学习投资的一个典型例子。目前新加坡基本形成了以电子资讯、化工、精密机械等高新技术为主的制造业和以金融、贸易为主的服务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９０年代以来高科资讯产业成为新加坡发展最快的产业,而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折期。中国应积极加强与新加坡在能源、机电、环境工程、信息产业等方面的合作,增加对这一领域的投资,将有助于中国吸收新加坡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
2.对第二层次投资的产业进入８０年代,马来西亚国内经济发展迅速,年均增长率高达７%以上,人均ＧＤＰ超过２０００美元,在东盟国家位居第二,仅次于新加坡。由于中国与马来西亚经济结构十分相似,又同时处于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发展阶段,因此,产业的同构性导致不可避免的市场竞争。但是在动态的竞争格局中,二者的互补性是双方互相投资的主要动力。中方劳动密集型产业附加值低,产业层次低,而马方的产品结构较先进,出口商品层次较高,特别是在电子、电器行业的相对优势显而易见。中国对马方应发展原料制品、食品、纺织、饭店、木材加工以及金属产品、电力与电子产品、化工、饮料和烟草行业,并专业化分工,形成一定的产业结构互补,通过双边贸易获得比较利益。另一方面,随着中马双方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对特定资源的依赖会减少,要素禀赋的互补性下降,双边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会出现趋同,从而减少了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进而提高了产业内分工和互补的程度。泰国是一个工业化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从产业结构上来看,泰国与中国是竞争性强于互补性。
９０年代后,中国的产业结构需要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而泰国的工业仍以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工业群为主,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工业群发展并不平衡,高科技工业方面仍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中国企业对泰国的直接投资始于８０年代,投资在项目数量和规模上都远远不及泰国在中国的投资,投资的行业涉及饲料、养殖、食品加工、建材、建筑、房地产和金融等。
近年来,投资机械制造业和生产型企业有所增加。今后对泰国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应考虑:
（１）两国有许多相同产业,但是在加工制造技术方面,中国明显优于泰国,中国应加大制造业对泰国投资的力度。
（２）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出现了产业集聚现象,并由此产生的群聚效应极大地增强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内生比较优势,而这一优势为中国在泰国进行高科技产业投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３．对第三层次投资的产业根据国际资本流动的理论,国际直接投资产生的原因在于国与国之间存在技术、资金、人才、管理等方面的差异。一国处于优势,另一国处于劣势,在经济位势处于相对优势国家的资本流向处于劣势的国家。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优于东盟第三层次的国家如越南、老挝、柬埔寨等,２００１年越南人均ＧＤＰ约４００美元,我国人均ＧＤＰ已超过８００美元,一些沿海地区如上海、深圳已超过３０００美元,已拥有实力发展对第三、四层次国家的直接投资。根据梯度转移理论,我国对东盟第三层次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应考虑:
（１）通过转移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我国的优势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今后在很长时间内仍是我国的优势,但是我们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也应注重产业的调整与升级,因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工资水平不断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我国一些产业价格竞争优势会减小,而东盟第三层次国家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比如在越南大致可用１００万盾（相当于６２０元人民币）月薪雇到一名具有相当经验的工程师,这低于我国沿海地区平均工资,因此适时转移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到东盟第三层次国家,有利于保持竞争优势,腾出力量来发展高新技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特别是像深圳、上海等沿海地区人力成本不断上涨,直接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盟第三层次国家转移,有利于把产业重心转移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
（２）从人均资源占有量来看,我国属于资源贫乏国家。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也会增强,我国应以战略眼光进行对外投资,建立一批战略性资源开发供应基地。东盟第三层次的国家毗邻我国,交通便利,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木材资源、石油资源等,很多资源因资金缺乏开发不足,我国可通过对这些国家资源开发型产业投资或共同开发资源,以减轻我国的资源和环境压力。
三、 对东盟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若干思考
１．大力发展资源型对外直接投资。按照产业贸易量基准,如果母国的某些资源比较紧缺,就应该大力发展前向连锁产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利用这种对外直接投资来增加母国的产品供给对我国来说,可以通过对东盟直接投资解决国内紧缺的资源,重点是石油、天然气、金属和非金属矿、林业等。目前我国石油进口量占石油资源供应总量的比重已从１９９３年的７．１%上升到２０００年的３１．２%。国内专家预测,到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２０年，我国石油消费量将分别达到２．９亿吨和２．４亿吨。为了保障我国石油的长期稳定供应,需要建立可靠的境外油气基地,通过对东盟油气勘探开发的投资,既能保证我国的能源需求,也将减少因国际油价波动而造成的经济风险。
２．组建跨国优势企业集团。一个产业优势的产生是由该产业内各企业的优势组合而成的,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产业的各种优势往往分散在不同企业之中。例如一些企业代表着该产业悠久的发展历史,拥有较多的无形资产,一些企业代表着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另一些企业市场开拓能力比较强,还有一些企业则可能具有稳定的资源供货条件等。因此当这些企业处于分散状态时,并不能反映其产业的整体优势或综合实力。我国对东盟国家投资的海外公司规模偏小,例如截止２００１年底,中国对马来西亚协议投资总额仅７０５８万美元,单位平均数仅７３．５２万美元。而国际上单一项目跨国投资的平均投资额,发达国约为６００万美元,发展中国家约为４５０万美元,都大大高于７３．５２万美元的水平。对我国这样的中小型跨国公司而言,它的劣势是抗风险能力弱,规模效益较差。因此我们应当在具有区位比较优势的产业内,组成优势企业集团,在强强联合的基础上,化单个企业的分散优势为产业整体优势,以不断拓展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经济空间。实际上无论是欧美跨国公司,还是日本综合商社,它们都是以大型企业为核心,进而组织多方企业联合的经济共同体。我国的跨国公司只有从产业整体优势出发,组建跨国经营集团,才能在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为发展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争得一席之地。
３．构筑多层次的对东盟直接投资格局。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经验表明,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层次性,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局也相应地表现出层次性。由于东盟国家内部存在明显的经济发展层次,因而中国对东盟的投资结构必然呈现出一定的层次。目前,中国对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投资应重点趋向金融、信息等行业及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而对老挝、柬埔寨等经济层次低的国家进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投资。　
４．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方向应与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趋势一致。美国、日本等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重点大都放在第三产业。例如,１９９９年的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５５．２%集中于服务业,１９９８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６１．９%集中于第三产业。另外,它们对高技术产业的对外投资也呈上升趋势。这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到一定阶段,其产业选择与国内支柱产业的选择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吻合。当然,中国目前对东盟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产业结构的层次还比较低,不能盲目要求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成为对东盟投资的重点。但是,这些产业代表了中国未来对东盟直接投资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
５．政府产业政策支持。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产业政策的干预作用也很重要。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了促使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企业行为与国家整体利益相协调,只有不断加强对东盟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宏观调控,才能使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有序的高效运行轨道。我国必须将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纳入国家的产业政策范围,使其成为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我国整体宏观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使其不断服务于我国的产业升级,这是优化我国国际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必要条件。



来源:东南亚纵横 200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