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20年，对我国来说，既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关键阶段。在此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认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本文分别从东中西三大地带、南北地区和省区市角度展开分析。
　　一、东中西三大地带发展格局的变动特征
　　(一)增长速度差距有所缩小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地区都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其中东部地区发展速度一直处于领先水平，但东中西地带间发展速度的差距已开始缩小，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有所提高。“八五”时期(1990—1994)三大地带的发展速度分别为15.68%、11.48%和8.61%，东部地区发展速度最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46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最慢，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55个百分点。西部比东部相差7.07个百分点。“九五”时期(1996—2000)三大地带发展速度较“八五”时期都有所下降。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分别为10.27%、9.79%和8.94%，中部地区的发展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西部比东部相差1.33个百分点。“九五”时期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市场疲软以及金融财政税收政策的调整，对发达地区的冲击很大，发展速度明显比“八五”时期有所下降。2000—2001年三大地带的发展速度分别为9.87%、9.02%和9.5%，西部比东部相差0.37个百分点。这是由于“九五”末期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使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有所提高，不但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还超过了中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尽管绝对差距仍在扩大，但三大地带间发展速度的差距已明显开始缩小。
　　(二)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
　　东部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总量最大、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从经济总量看，1990年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GDP分别为9899.6亿元、5479.2亿元和2951.37亿元，分别占全国总量的54%、29.9%和16.1%；东部地区为中部地区的1.8倍，为西部地区的3.4倍。到2001年东中西三大地带GDP分别为63624.4亿元、28670.4亿元和14471.46亿元，分别占全国总量的59.59%、26.85%和13.55%；东部地区为中部地区的2.2倍，为西部地区的4.4倍。东部地带在全国的份额增加了5.59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带分别下降了3.05和2.55个百分点。东中西三大地带GDP分布的差异系数由1990年的0.47上升为2001年的0.58，表明从经济总量看三大地带间的发展差距是扩大的。从人均GDP水平看，1990年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人均GDP分别为2103.1元、1338.8元和1134.6元；东部地区为中部地区的1.57倍，为西部地区的1.85倍；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差764.2元，与西部地区相差968.5元。2001年东中西三大地带人均GDP分别为13114.1元、7454元和4942元；东部地区为中部地区的1.76倍，为西部地区的2.65倍；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差5660.1元，与西部地区相差8172.1元。东中西三大地带人均GDP分布的差异系数由1990年的0.273上升为2001年的0.402，表明三大地带人均GDP水平的差距也是扩大的。
　　(三)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从城镇居民收入看，1992年东中部地区的绝对差距为1.4倍，到2001年上升为1.5倍，东西部地区的绝对差距为1.22倍，到2001年上升为1.37倍，可以看出，东中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大于东西部地区的差距。从农村居民收入看，1990年东中部地区的绝对差距为1.49倍，到2001年上升为1.64倍，东西部地区的绝对差距为1.75倍，到2001年上升为2.16倍，可以看出，东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大于东中部地区的差距。
　　二、南北地区发展格局的变动特征
　　(一)北方增长速度开始超过南方
　　本文所指北方地区主要包括京津冀晋蒙鲁豫黑吉辽10个省区市，南方地区包括江浙沪粤闽琼及鄂湘赣9个省市。
　　从20世纪90年代的整个趋势看，南方的发展速度一直快于北方，但从“九五”和2000－2001年看，这种发展速度上的差距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90年到2001年南方和北方的发展速度分别为13.08%和11.26%，两者相差1.82个百分点。“八五”期间我国南方和北方的发展速度分别为13.41%和10.82%，两者相差2.59个百分点；到“九五”时期，南方和北方的发展速度分别为9.89%和9.66%，两者相差仅0.23个百分点。2000—2001年，南方和北方的发展速度分别为9.28%和9.69%，北方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南方。说明近年来北方的发展潜力正在不断释放，已经改变了南方一直发展较快的格局。
　　(二)南北经济总量差距扩大，但人均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从经济总量看，南北地区的绝对差距由1990年的1.25倍上升为2001年的1.42倍，相对差距由1990年南方超过北方4225.04元，到2001年南方超过北方18174.54元，表明经济总量差距不断扩大。从人均GDP水平看，1990年南方只是北方的0.92倍，1995年南方是北方的1.05倍，2001年南方是北方的1.02倍。相对差距由1990年北方超过南方130元，到1995年南方超过北方217.2元；到2001年南方超过北方169.75元。从总的趋势看，北方与南方的差距正由扩大向缩小转变。
　　(三)城镇居民收入绝对差距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
　　从城镇居民收入看，1992年南北地区的相对差距为1.23倍，到2001年下降为1.17倍；1992年南北地区的绝对差距为415.31元，到2001年为1099.51元；表明南北间城镇居民收入相对差距在缩小，绝对差距仍在扩大。从农村居民收入看，1990年南北地区的相对差距为1.12倍，到2001年上升为1.13倍；1990年南北地区的绝对差距为83.19元，到2001年为305.18元，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都有所扩大。同时，南北地区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要大于农村居民收入，但与东中西部地区相比，南北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较小。
　　三、省区市发展格局的变动特征
　　(一)沿海大部分省区和中部地区的发展速度较快
　　“八五”期间，沪苏浙鲁闽粤桂琼八省市区(小沿海地区)和皖豫湘鄂赣中部五省区的发展速度都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前者的发展速度在全国属于发展最快的地区，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8个百分点，中部五省区只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4个百分点。发展速度最慢的是西南地区，低于全国4.6个百分点。“九五”期间，小沿海地区、华北地区(京津冀晋蒙)和中部五省区的发展速度都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华北地区的相对发展速度有所提高，如天津市的发展速度在“八五”时期排在全国第15位，而在“九五”时期提高到了第3位。西南地区的发展速度较“八五”时期有所提高，但在各地区中仍属于发展最慢地区。在小沿海地区中，在“八五”时期，闽粤桂琼等地区的发展速度高于沪苏浙鲁等地区，但在“九五”时期，则出现相反的状况。这也反映了我国三个三角地区的发展状况，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速度在“九五”时期开始超过珠江三角洲地区，而京津冀地区则紧随其后。老工业基地集中的东北地区，在“八五”时期的发展速度还高于西南和西北地区，但在“九五”时期，东北地区的发展速度已落后于西北地区，说明老工业基地发展面临的困难已越来越严重。
　　(二)省区间地区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各省区GDP的差异系数由1990年的0.673上升为2001年的0.789，人均GDP分布的差异系数由1990年的0.627上升为2001年的0.725。1990年除直辖市外，人均GDP水平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相差3.4倍(辽宁和贵州)；到2001年，人均GDP水平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相差5.1倍(浙江和贵州)。可以看出，省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也是扩大的。
　　从居民收入水平看，不论是城镇居民收入还是农村居民收入在地区间分布的差异程度都在扩大，且农村居民收入扩大的程度高于城镇居民。一是从地区差距系数(收入最高的5个省平均收入除以收入最低的5个省平均收入)看，城镇居民收入从1992年的1.93提高到2001年的2.04，农村居民收入从1990年的3.04提高到2001年的3.29。二是从最高省与最低省之比看，城镇居民收入从1992年的1.8倍上升到2001年的2倍，农民居民收入从1990年的2.6倍上升到2001年3.3倍。
　　四、未来20年东西发展和南北发展两大格局变化特征
　　(一)东西部发展的结构性差距将继续扩大
　　由于东西两地在自然地理条件、物质技术条件和经济增长惯性等方面的差距太大，即使20年后，这类实质性差距也可能很难发生重大逆转。显然，由此所决定的两地经济发展总量上的差距也将始终存在。初步预测20年间，东西部发展的结构性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四点：
　　1、经济结构高度化差距将明显存在，经济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地区差异将不再突出
　　预测20年后经济结构高度化方面的地区差距，可能最突出地表现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第一和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中的现代服务业比重以及城乡经济比重这三个方面。先来看一下现状。2001年，东部和西部的三次产业结构分别为10.6：48.5：40.9和21.0：40.7：38.3，明显看出两地在一产和二产方面的差异最大。出现这一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两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然地理条件等实质性差距过大等深层次客观因素决定的。因此，预计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东西两地之间在工业和农业及其产业结构上的差距仍然会保持在一个比较大的区间。
　　另外，从城乡结构看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与第一和第二产业结构上的地区差距过大具有密切的相关性，西部地区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要远远大于东部。按“四普”人口统计口径计算，1980年到2000年20年间，东部地区市镇非农业人口的比重大约年均增长0.67个百分点，比西部高出0.26个百分点，从而导致两地城市化水平在2000年相差约9个百分点。如果按“五普”口径，进而考虑到东部尚有大量流动人口没有纳入正式统计范围的现实情况，这一实际上的差距还要大得多。根据目前的人口发展及其流动趋势预计，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今后15到20年间，东部地区的城镇化将由于城镇密集区的迅速扩张，会加快形成若干由特大型和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共同构成的相互配套发展的网络型城镇体系。其中，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及其周边地区和山东半岛、辽中南、闽东南这六大城镇密集区的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速度可能达到1.1—1.4个百分点。而同期西部地区，除了一些省会城市周边地区和成渝地区、关中地区有可能取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外，其他大部分地区城镇化率若能达到0.7—0.8个百分点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可以说，到2020年，东西两地经济发展中最大的结构性差距可能是在城镇化水平以及与此相关的城乡经济结构上面。
　　2、经济增长质量继续保持显著的地区差异，发展阶段上的差距仍很明显
　　我国东部的几大城市群内将会继续加快完成三个重要要素的集中过程，即一批代表着后工业化阶段发展方向的新型产业相对集中、一批国际性高级人才相对集中和一批市场化信息情报处理机构相对集中。显然，这些内生型要素资源的区域集中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也就是区域经济增长竞争力和增长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虽然西部某些地区(如重庆、成都、西安等)也将会出现上述要素的集中过程，但是，从集中的规模、结构优化度和总体集中速度进行对比，则与东部地区相差甚远。比如，东部地区2000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要占到全国的近70%，是西部的3.8倍，这种研发能力上的巨大差距必然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高技术贡献率，进而导致两地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继续扩大。试图在10—20年间明显缩小这个差距是非常不现实的想法。
　　3、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区间差距呈现出总体扩大、部分缩小的趋势
　　到2020年，即使是我国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也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并且实现了我国第一阶段的小康目标(即2000年汇率时人均800—1000美元标准)。但是，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高低优劣问题将会越来越引起特别关注。
　　如若进行定性预测，大体上可以认为两地居民生活质量差距继续扩大的领域集中表现在城乡居民享受现代文明和物质生活方面的差异。如涉及“行”的有现代城市交通设施和控制系统；涉及“玩”的有出境旅游和探险旅游、康体及其医疗保健、家庭多媒体娱乐、一流的多样化文化艺术欣赏等；涉及“用”的有私人轿车、高档家具和电器用品。但是，在吃、穿、住方面的地区差距可能将出现缩小的趋势，特别是恩格尔系数的差距将可能由于西部地区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而明显缩小。
　　4、人均收入增长差距将趋于缩小
　　随着国家公共财政体制的基本建立和相应政策措施的实施，从区域的角度看，最大获益者可能是西部地区。由于中央财政支出方向的调整，相对降低了东西两地城乡居民在人均享受公共福利水平上的差距，促使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变相增长。
　　西部开发前10年投入的巨额资金将逐步进入投资回报期，从而使得西部开发的富民效应开始显现出来。人口流动将直接提高西部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一部分外出人口中的成功者将举家在东中部地区定居下来，由于人口分母减小而相对增加了西部当地的人均收入；西部外出打工者中的“淘金者”和“创业者”的比重将会增加，这些人并不打算在外地长期居住，在从事季节性打工或者积累了一定财富后即会“携金带银”返乡创业或者供养家庭，毫无疑义将使西部人均收入与东部的差距趋于缩小。
　　(二)北方地区的增长速度相对快于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经济总量仍然高于北方地区
　　1、北方地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加快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率
　　北方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表现在：东北及京津地区曾经是我国最重要的装备工业基地，“三北地区”仍然占据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林产品、畜牧产品产出的重要地位，首都地区集中了全国政治文化核心资源和据有我国最为密集的铁路和航空枢纽，环渤海湾已经基本形成了初步现代化的港口城市群。目前，北方地区国土面积、人口和GDP总量大体上占全国的27.8%、34.5%和41%，人均GDP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8%。长期以来，北方地区在理论上所具有的这些发展优势只是作为一种潜在优势而客观存在着，尚未转化为现实发展优势，但我们认为，这些机遇将会在未来20年内陆续到来。
　　北方许多城市在总体上将进入一个经济转型速度加快、规模增大和结构趋优的阶段，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将明显提高。总的看，北方地区有四类城市经济结构都不同程度地正在进入一个战略性转型期，10到15年后将会出现明显的突破性进展。一是北京地区，将基本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其社会经济结构将基本完成向信息化特征非常明显和高技术含量比重居统治地位的转型。其中，举办奥运会是一个历史性机遇，并且还可以以此为契机加快整合与周边地区的区域分工和建立新型的跨行政区合作机制。二是以天津、青岛、大连等城市为代表，社会经济结构将基本完成向工业化后期阶段的转型，特别是城市经济与港口经济基本实现一体化，从而使这些城市不仅自身经济结构得到提升和优化，而且还将对整个北方地区物流业发展及其经济振兴发挥重大拉动作用。三是以沈阳、济南、长春、哈尔滨、石家庄、郑州等省会城市为代表，社会经济结构将基本完成向综合型、轻型化和多功能的转化，在合理发挥省域范围内政治文化中心作用方面将会开创新的局面，对城市经济贡献率将主要来源于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四是以大庆、唐山、淄博、鞍山、包头、邯郸、抚顺、大同等一批资源型城市为代表，将基本完成经济结构向资源开采加工与转型产业相互配套、相互适应的经济结构转型。
　　北方主要港口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将得到强化，各具特色的区域性现代物流中心形成经济规模和效益平台。由于连接我国“三北地区”的大通道将在近些年内基本形成比较完善的骨架，通过能力和速度都将明显提高，使得北方港口群所连接的经济腹地随之扩大。“三北地区”能源、森林、造纸等资源性工业优势将随着价格形成机制的合理化而加快向经济优势转化，并且也将通过沿海港口向外输出，从而大幅度增加港口货源。目前，北方沿海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已经占到全国的36%以上，其中全国沿海7个货物吞吐量超过1亿吨的港口中有4个在北方沿海地区，加快发展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如果能够适时推进打通跨渤海陆上通道，则将对环渤海港口城市群发展带来一个新的重大机遇。
　　影响“三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水资源短缺问题有望缓解，必将极大地释放北部地区长期受到压抑的生产力。其一，在2010年前后京津冀鲁豫将要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一期工程的受益地区，不仅仅是新创造出数十万的就业岗位和新投入数千亿的投资，而且由于水资源的净增加，将对这些受水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关联效益。其二，随着水价形成机制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深化和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到位，水资源利用率和利用效益将大幅度提高，水资源产业(包括开发、利用、保护各环节)将可能成为北方地区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2、南方地区仍然是未来20年内我国经济总量增长的主要部分
　　未来20年内，南方地区仍然在我国经济总量构成中占有主要地位。目前，南方地区的国土面积、人口和GDP大体上分别占全国的11.1%、33.5%和48.1%，其中人均GDP大约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43%，比北方地区高出约1／5。不可忽视的是，南方地区的消费水平、引进外资能力和出口实力要明显高于北方地区。据2001年统计资料，南方地区人均社会消费晶零售总额、实际利用外资和出口总额分别达到4000元人民币、73美元和460美元，分别比北方地区高出21%、167%和247%。在我国南方地区将出现两个世界级的特大型城市群，它们既可以在拉动周边2亿左右人口的直接经济腹地发展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辐射作用，也可以在推动沿长江流域和沿珠江一西江流域以及沿京广、京沪和京九铁路的间接经济腹地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大龙头”作用。
　　五、多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地区发展格局正在形成，省级经济中心出现多极化
　　1978年以来，我国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在深化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适应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发展趋势，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对外开放的空间格局由80年代的沿海逐步扩大到90年代的沿江、沿边和广大内陆城市，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多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地区经济发展格局。其中，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仍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从原来的产业融合逐渐向资本、信息和人力资源全面融合方向发展，未来10至20年左右，有可能成为全球若干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核心区之一。与此同时，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与周边地区区域集团化发生紧密的关联，与相邻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将得到加强，逐步形成若干个经济联系比较密切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区。这将有利于我国逐步建立起多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格局，加速对外开放的进程。
　　各不同层次的核心区是相应不同范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它们不仅集聚着区域内最先进的制造业，也是区域内的信息中心和服务中心，对区域的经济活动起着调节、辐射的作用。各省范围内都将形成多个经济中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省的经济中心有可能与行政中心出现偏离，比如已经形成或初见端倪的新的省内经济中心有青岛、柳州、大连、厦门、深圳、九江等等。此外，随着各省，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各省区经济的发展，会逐步改变省内单一经济中心的格局，逐步发展起一批新的经济增长极。
作者：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副所长，研究员：杜　平　肖金成　杨小兵


来源:《宏观经济研究》（200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