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背景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推动的。在今后不到20年时间，中国经济要在前25年年均增长9%以上高速度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年均增长7%以上的高速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创造大国持续40余年经济高增长的奇迹，需要调整区域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由非均衡增长向协调发展转变，培植更多的地区和更多的增长极成为经济发展的接续力量，及时解决区域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一、 东部领跑、西部开发、北部振兴、中部崛起，初步形成区域发展新格局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没有形成有竞争力的区域经济，或者说没有形成市场配置资源和地区自主的区域经济。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和市场双重力量的牵动下，中国区域经济经历四次大的调整和布局，地区自主的有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基本形成：其一，上世纪80年代初，以创办经济特区为标志，珠江三角洲以至广东、福建等地区成为全国率先对外开放和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地区；其二，上世纪90年代初，以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快速崛起，成为中国区域经济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其三，上世纪90年代末，以西部大开发为标志，开始实施沿海帮助内地加快发展这个大局；其四，本世纪初，以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为标志，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将有新的接续力量。经过上述四次大的区域布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新的格局是：东部10省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继续领跑，有条件的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西部12省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和广西等，要发展提速，争取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东北3省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等，要加快改革攻坚和经济振兴，为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支撑，中部6省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要善于东靠西联，尽快走出"经济凹地"，力争早日实现中部崛起。
　　二、省域间由单兵突进、各自为战，向区域间的融合互动和一体化发展
　　在过去20多年渐进式改革中，各省区随着自主权的扩大，注重追逐地方利益和领导政绩，加上自身经济基础薄弱，发展空间大，企业以及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动性弱，开展区域合作与交流的动因和实力不强，基本上是地方割据，画地为牢，埋头于自身发展。这一时期，各地区的发展主要是以行政区划为界，单兵突进，各自为战，创造出许多区域发展模式，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等。
　　在单兵突进式的区域发展中，浙江依靠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充分发挥千百万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浙江GDP总量和人均水平都翻了三番多，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现了由农业省份向工业大省的跨越，由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的跨越，由温饱生活向小康生活的跨越。与此同时，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江苏、山东等一些沿海省区也都快速成长，成为全国经济的大市大省。
　　企业长大了要开拓更大的市场，区域长大了要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大致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大企业大集团纷纷把总部或研发中心、销售中心向大城市迁移的高潮，由此带动了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区域发展开始突破行政区划的束缚，与周边地区的交流合作逐渐增强。如北京加强与天津的合作，建设大北京；珠三角加强与香港和澳门的合作，建设大珠三角；长江三角15市以及沪苏浙三省市加强紧密合作，向着区域融合和一体化发展等。
　　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十分密切。上海经济、贸易、金融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离不开浙江、江苏的支持，而浙江、江苏的发展更离不开上海的集聚和辐射作用。随着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完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同城效应、同区效应越来越明显，企业和居民对一体化发展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尤其是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面对今后20年必须紧紧抓住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本转移的新趋势，长江三角洲地区要想成为国内乃至国际重要的经济增长极，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必须加快区域整合与一体化发展。有鉴于此，2001年5月，由沪苏浙三省市主要领导发起，建立"沪苏浙三省市经济发展座谈会"机制，共同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发展。2003年全国"两会"上，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成为重要议题，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长江三角洲地区要淡出"楚河汉界"，打破行政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推进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发展的事例表明，省域间单打独斗式的发展路子越走越窄，实现区域间的融合互动、合作共赢和一体化发展，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京津唐、珠三角、长三角等几个大的经济带，纷纷拓展发展腹地，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有专家提出，随着三峡工程的逐步建成，其尾部的四川、重庆、湖北西部及周边地区有机地构成西南三角经济带。这样，新世纪初的中国区域经济明显呈现出五大经济带的格局，即京津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西南三角经济带。
　　深入分析，这五大经济带不在同一层次上，其发育程度以及对区域发展的集聚和带动作用，有着很大差异。东北老工业基地尤其是西南三角经济带，其区域界定和影响力还有待于观察研究，目前还只能说是极具发展潜力的新生经济带。而京津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相当的经济规模，对周边地区的集聚和带动作用日益增强，向周边地区拓展腹地的趋势十分明显。
　　一是大北京或京津冀的发展趋势。大北京地区主要由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所辖的京津唐和京津保两个三角地区，面积7万平方公里，人口4000多万，云集了华北诸多大中城市，其中北京、天津是全国两个知识资源最密集的地区。
　　从区域发展看，大北京的规划建设，不仅有利于疏解北京市区部分功能，缓解北京旧城压力，拓展北京城的建设空间，而且为北京的经济发展和商品出口提供腹地和出海口；天津融入大北京，有利于发挥其港口和滨海工业的优势，与北京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发挥中国北方中心城市作用；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融入大北京，有利于河北省承接北京、天津两市的经济、技术、资本、信息、市场等优质资源的辐射，进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最近，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召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发改委的负责同志，就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达成五点共识（见2004年2月27日《中国经济时报》），这预示着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二是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的发展趋势。珠三角原本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广东比较发达的地区，包括14个市、县（区），即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市区、惠阳县、惠东县、博罗县、肇庆市区、高要市和四会市。2002年，这一地区的面积41698平方公里，人口2364.88万人，GDP9418.79亿元，分别占全国的0.43%、1.84%、9.1%，对全国贡献大。但发展腹地狭窄是制约珠三角发展后劲的一大阻力。因此，向大珠三角发展是增强珠三角实力和竞争力的必然趋势
　　2003年6月29日，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而近期香港的发展及其与珠三角一体化问题，也得到中央前所未有的重视。在这样的条件下，包括广东、香港、澳门在内的大珠三角的整合取得突破性进展。大珠三角面积18.11万平方公里，人口8582万人，GDP25681亿元，分别相当于珠三角的4.34倍、3.63倍和2.73倍。广东从战略高度，重新确定了粤港经济合作的总体思路和新的"前店后厂"模式，争取通过10到20年的时间，把包括广东和香港在内的大珠三角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之一。广东发挥制造业的优势，发展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香港发挥服务业的优势，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以现代物流业、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业中心，实现双赢。
　　在初步整合大珠三角的同时，广东又提出了"泛珠三角"的概念。按广东省的解释，泛珠三角实际上就是沿珠江流域的省份合作，共同发展，通常叫"9+2"，包括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9个省区，再加上香港和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 泛珠三角地区面积196.4万平方公里，人口44644万人，GDP34594亿元，分别占全国的20.46%、34.76%和33.41%。这"9+2"省区，既拥有目前中国唯一称得上世界级城市的香港，又拥有丰富的水利、矿产资源和广阔市场，而且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很强。
　　广东从整合"小珠三角"到粤港澳一体化的"大珠三角"，再到辐射华南、西南乃至东南亚的"泛珠三角"的"三级跳"，将大大拓展珠三角的发展空间。有的专家认为，如果这一战略得到有效实施，大珠三角地区在国内的地位将无可取代，并影响近半个中国，可再度领跑中国30年，对外有望打造成为亚洲区域经济核心，成为世界上最繁荣、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之一。珠三角这种战略性的发展眼光，很值得长三角学习。
　　三是大长三角和泛长三角的发展趋势。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近年来在多方面因素推动下，区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效。1997年，上海市和江苏省的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南通、苏州、无锡、常州，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等１５个城市，在长三角经协（委）办主任联席会议的基础上，组成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加快了区域联合与协作的步伐。2002年，长三角地区以占全国１％的土地和６％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18.7％的GDP和1/4的财政收入。然而这15个市不在同一重量级上，上海是中央直辖市，其余14市是分属江浙两省的地级市，涉及资源开发、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问题，没有江浙两省参加，这15个市很难协调解决，而且发展空间也十分狭小。
　　因此，长三角的发展必须从小三角走向大三角。大三角的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2002年这一地区，面积21.07万平方公里，人口13653万人， GDP 23836.5 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919.5亿元，分别相当于小三角的2.2倍、17倍、1.25倍和1.18倍，在全国的地位比小三角大大提高。为了加快整合长三角，解决长三角面临的交通、旅游、太湖治理、产业布局和信息化建设等突出问题，2001年5月，由沪苏浙三省市主要领导倡议，建立了沪苏浙三省市经济发展座谈会机制，每年举行一次，目前已举行了三次。尤其是2003年，浙江提出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合作与交流，并出台了有关政策意见，接着浙江、上海、江苏三省市在年内实现高层互访，以及大小洋山港口和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开工建设，标志着大长三角进入实质性的发展阶段。
　　但是，如果从更长远发展看，大长三角也存在腹地狭小、资源不足和市场有限的问题，需要提出泛长三角的发展构想。泛长三角主要包括沿长江干流的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重庆、四川等9个省区。2002年这一地区，面积145.3平方公里，虽然只占全国的15.13%,而人口48610万人，GDP46019亿元，财政收入3152.79亿元，分别占全国的37.84%、44.44%和37.03%，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提出泛长三角的依据主要有三：一是实现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构想。小平同志早在1991年1月谈到开发开放浦东时就说，开发浦东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按照这一构想分四步走，先是浦东，再是上海，然后是长三角，最后是长江流域。目前还只是走了前三步，重要的还有后一步，也就是带动长江流域的发展。二是为长三角地区今后20年的发展寻求资源、开拓市场和拓展腹地，以保持长三角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后劲。三是与泛珠三角相呼应，形成南北两大强势经济带和中国21世纪最大的梯形增长极，进而带动长江流域的更快发展。
　　当然，实现这一战略构想是逐步推进的。首先要做强上海这个核心，其次是做大南京和杭州南北两翼，其三是实现沪苏浙三省市一体化，第四步是与江西、安徽、福建形成互动发展，第五步是带动沿长江干流主要省份的发展，也就是说大体形成一核（上海）、两极（南京、杭州）、三圈（上海、江苏、浙江）、四域（沪苏浙加上江西、安徽甚至福建）、五带（沿长江干流的湖南、湖北、重庆、四川）的区域发展格局。
　　京津冀、泛珠三角和泛长三角这三大格局形成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将出现新的变化。这不仅打破了原有行政区划的界限，而且打破了大区和大流域的界限，形成跨行政区和跨流域的融合和互动，将有利于带动中部崛起和西部发展。如河北、内蒙、山西等省区可融入大北京经济圈，内蒙就明确提出融入大北京，发展内蒙古；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可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安徽、湖南等省区可融入泛长三角经济圈，而福建、江西、湖北、四川省区可择利而行，既可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又可融入泛长三角经济圈。这样，"十一五"期间，国家应重视跨区域的规划工作。各地在编制规划时，也应充分考虑跨区域的经济联系和重大基础设施布局。
　　四、城市化与工业化互动，大城市和城市群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
　　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城市与区域经济好比火车头与车厢的关系，城市越大、综合实力越强，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就越大。世界上有竞争力的经济区或经济带都是与大城市或城市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看，东部沿海地区在城市与周边乡村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出现了多种形式的经济联系，由多个大城市相互连接构成的城市群或城市连绵带正在形成。如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香港、广州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环渤海城市群等。这三大城市群将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成为人才、技术、资本、信息等生产要素最集聚的地区，成为外商投资和抢占市场的首选地区，其发展走势将对全国经济乃至亚太经济产生影响。
　　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随着区域内南京、杭州、苏州、宁波等中心城市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展，以及城市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分散孤立到形成网络，正成为中国城市群发展的"领头羊"。2001年，长江三角洲地区有地级以上城市15个、市辖区72个、县（县级市）59个、建制镇1311个，每万平方公里面积上分布着1.5个城市、7.2个市辖区、5.9个县（市）和131个建制镇。基本形成由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建制镇组成的六级城镇体系，其中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包括县）、建制镇三级比例为1：3.9：87.4，在数量上呈"宝塔型"特征。目前，整个长江三角洲15个地级以上城市，都已达到中等城市规模，城市化水平达47.4%，高出全国近10个百分点，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具雏形。根据城市群的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以及发展潜力，长江三角洲地区有望发展成为继美国波士华、美加五大湖沿岸、日本的东海岸、英国的伦敦-曼彻斯特，以及法国巴黎为核心的大都市群之后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将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五、加入WTO和CEPA的实施，外来资本对区域发展整合与提升的作用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外商和外资的进入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外商和外资进入程度的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出现很大的差异性。有资料表明，过去20多年，外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占总量的86%，中部地区次之，占11.7%，西部地区最少，只占2.3%。这组数字的差异与东、中、西部发展水平的差异十分吻合。即使从沿海几个发达省份看，外资和外商的进入程度也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如2002年，广东、江苏、山东三省GDP均超过1万亿元，位居全国前三位，同年三省的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131.1亿美元、103.7亿美元和55.9亿美元，也是位居全国前三位。可见，一个地区的工业化、国际化进程，离不开外来资本的作用，而且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外来资本对区域发展整合与提升的作用越来越大。
　　进入21世纪，以2001年11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外国直接投资的模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一个重大变化将是通过制度安排，推动境外资本对区域发展的整合与提升。一个典型范例是，从2004年1月1日实施的《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内地对原产香港进口金额较大的273个税目的产品实行零关税，对银行、证券、保险、电讯等18个服务业部门实行开放，在贸易投资促进、通关便利化、中小企业合作等7个领域实行贸易投资便利化。CEPA对内地发展的重要影响是，能直接借鉴香港的市场经济经验和借用香港的金融管理等人才，提升内地产业层次，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进而为五年过度期结束后与WTO成员国打交道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加快和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外来资本对区域发展的整合与提升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制度包括资本的整合与提升。这就要求区域发展要遵循WTO的公开、非歧视和可预见性原则，许多地方性的招商引资政策诸如随意减免税收、低价出让土地等将受到限制。同时，外来资本与本地资本的融合会加快，将会出现外来资本本地化、本地资本国际化的趋势，各地区在吸引外来投资的同时，也会鼓励企业"走出去"，到区外、境外和国外去投资，以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二是产业整合与提升。当前，世界经济将出现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的一些企业正在将资本、技术密集的重化工业和高加工工业向外转移，而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正处在由轻工业向重化工业、由粗加工向高加工转型的阶段，外来资本将对区域产业的整合与提升发挥重要作用。如外商把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作为汽车、钢铁、石化、装备制造以及信息产业等投资的首选先之地，无疑会推动这些区域产业结构的提升。椐调查，位于长三角地区的嘉兴平湖一直是以日商投资服装产业为主，2003年服装产值达到109亿元，一度占工业产值的80%。但是近年来日商投资光机电产业迅速增加，去年产值达到48亿元，按目前发展势头，光机电产业很可能会超过服装产业。杭州"无中生有"，引进了日本东芝笔记本电脑项目，预计今年可生产240万台，产值达240亿元，带动了IT产业的发展。这些都是外商整合提升区域产业的例证。
　　六、区域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体制性和要素性制约十分突出
　　中国初步形成的五大经济带，大体可分为发达地区和新成长地区。京津唐、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带属于发达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西南三角经济带属于新成长地区。这两类地区在今后发展中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从挑战方面看，发达地区主要面临资源要素制约，新成长地区则主要面临体制机制制约。
　　制约京津唐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带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商务成本上升，先发优势弱化以及环境承载能力下降。一是电力供应不足，而且近两三年难以根本改变。除京津唐外，这几年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普遍缺电，已严重影响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甚至影响招商引资。如浙江2002年出现自1998年以来全省首次较大规模的缺电现象，最大电力缺口为100万千瓦，2003年最大电力缺口超过300万千瓦，因供电不足影响增加值100多亿元，超过了"非典"的影响，预计2004年缺口还要增大，供电形势十分严峻。
　　二是土地供需矛盾突出，不仅地价攀高而且可用来建设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上世纪80年代工业用地一般是每亩三四万元，现在已上涨到十万元左右甚至更多。这几年，浙江各类建设用地每年大致在30万到50万亩，而国家计划用地指标不足一半，其余靠土地整理折抵指标解决。今后随着工业发展、城市化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乡居民住房改善等，对土地的需求还会增大，而可用于土地整理的资源越来越少，用地供需矛盾将会越来越突出。据有关调查，2003年浙江共有耕地3045.6万亩，其中2711万亩为基本农田，不能作为建设用地，实际可用耕地只有334.6万亩，如果按照2000年以来浙江每年建设用地实际情况计算，不到10年将全部用完。
　　三是淡水资源短缺，水质性缺水和水源性缺水同时并存。如浙江虽然有江南水乡之称，但淡水资源严重不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2142立方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一个典型的水乡缺水省份。而且目前河流污染比较普遍，特别是杭嘉湖平原、温黄平原、温瑞平原等地区，大部分水体严重污染，水质性缺水十分严重。从长远看，城市用水、工业用水、服务业用水、生态用水已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缺水情况将进一步加剧，这将严重影响浙江重化工业的布局和发展。
　　四是劳动力价格上升，低价劳动力竞争优势逐步减弱。目前中国每年大约有1亿左右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多数涌向沿海发达地区，使沿海发达地区可以在相当长时间保持劳动力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但是也应看到，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上世纪80年代珠三角地区企业的用工工资是三四百元，现在是六七百元，尽管上升了1倍，但还是低水平的。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大城市交通、租房、饮食等价格上涨，打工者的开销增加，到一些沿海地区打工的成本上升很快，加上企业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提高，每月1000元以下的工资很难找到合适的打工者。
　　五是发展空间有限，环境承载能力减弱。目前珠三角、长三角都是我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珠三角每平方公里567人，长三角每平方公里784人，分别是全国每平方公里134人的4.2倍和5.8倍。如果算上流动人口，还要翻几倍，如东莞本地人口150多万，外来人口有500多万，义乌本地人口60多万，外来人口60多万。过度的人口和产业集聚，将使环境不堪重负。
　　制约东北老工业基地、西南三角经济带发展的主要因素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使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体制、机制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一是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国有经济在社会总资本中比重过高，分布战线过长，布局不合理。2001年，东北三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省的比重都在65%以上，如辽宁是65.4%、吉林是80.2%、黑龙江是82.8%，大大高于全国44.4%的水平，更高于浙江21%的水平。从产业进入的角度来看，在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占有高比例的重化工业大都具有资金密集的特征，客观上进入壁垒很高，新的所有制经济很难从产业内部独立地生长起来。
　　二是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技术装备老化。目前，东北地区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根本性改变。重工业偏重，轻工业偏轻，新兴产业比重过低。由于长期搞资源开发和产品初加工，形成最终产品少、中间产品多的局面，如辽宁最终产品不足1/3，且产品附加值低，工业产品更新周期平均长达9年。企业的设备老化，技术陈旧，长期以来未得到系统改造，沈阳市主要工业企业生产设备属国际先进水平的仅13.4%，国内先进水平的仅19.2%，两者之和不足1/3。60年代以前的老设备70%还在运转。哈尔滨市有1/4以上的企业仍然沿用60年代陈旧落后的装备。
　　三是企业组织结构缺乏竞争力。由于国有经济比重过高和重化工业比重过大，东北地区非国有经济、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很不充分。大企业缺乏活力，中小企业数量偏少，难以形成企业群体的竞争优势。2001年，东北三省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只有10955个，其中辽宁5847个、吉林2608个、黑龙江2500个，而浙江是18626个，比东北三省的总和还多，形成"一虎抵不住群狼"的局面。
　　四是缺乏市场经济的创新精神。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是竞争。只有建立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才能形成竞争优势。东部地区尤其是浙江形成的"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的"四千"精神，是浙江发展的重要优势。而西部和东北一些地区还存在比较严重的计划经济观念和等靠要思想，"跑部前进"行为比较突出，向上要政策、要项目、要资金，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还比较弱。
　　总起来看，今后一个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受资源要素制约，面临"成长的烦恼"，发展上升空间将受到抑制；中西部和东北等地区受体制机制制约，要素集聚能力不强。如果不尽快解决这种双重制约，将严重影响中国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作者：郭占恒


来源:《浙江经济》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