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贵州省为例

　　内容提要　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改革开放取得新的进展，经济与社会呈现出加快发展的新局面。但是，用科学发展观进行观察，出现的不协调现象也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五个统筹问题解决好，才能实现中国西部的协调发展，开创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新局面。本文结合贵州省情况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统筹发展　西部开发　“三农”问题

　　一、统筹城乡关系的关键是解决好“三农”问题

　　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问题.2002年西部11个省市自治区(未包括西藏)人均农业增加值只有5462元，只相当于东部11个省市14171元的39%。西部大开发3年多以来，国家在西部投资建设了37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累计投资达到6000亿元之多，西部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17%，人均GDP增长了8.6%，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却没有随之同步增长。原因就在于西部的农业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贵州省为例，目前，该省还有近280万贫困人口生活在高山深谷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约500万左右的农村群众刚从温饱线上走过来，自我发展的能力不强。据统计，200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上海为12237.9元，只是贵州省城镇居民5930元的2.06倍，但却是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490元的8.21倍，由此致使整个贵州省居民的消费水平与上海的差距扩大到8倍以上。很显然，唯有大幅度地提高农民收入，才能缩小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也才能缩小西部城乡居民收入与发达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小康水平的差距相当大，用2003年贵州省城镇和农村小康生活水平实现程度的指标比较，农村绝大部分的指标的实现程度都较低。城镇总体实现小康的程度为88.6%，农村仅为59%，两者相差近30个百分点。目前，贵州省还有50个扶贫重点县，12个极贫乡。贵州省的城镇化水平也比较低，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以上。因此，要加快西部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和解决城乡发展的不协调问题。协调西部城乡发展要通过“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要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面向市场，依靠科技，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效益，发展新的经济组织，特别是要多渠道地增加农民收入。要大力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使城镇和农村都有发展的动力和活力，通过促进城乡之间的联系和融合，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步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要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以工业化支撑城镇化，以城镇化提升工业化，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二、统筹区域发展要重视解决西部发展最薄弱的省区的问题

　　由于2003年的统计资料不全，我们以2002年的资料作分析。2002年东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西部地区的2.53倍，差距是相当大的，而处于挂末位置的省区问题更为严重。如贵州省，2002年全省人口为3837万，占全国的2.987%，而国内生产总值1185亿元，仅占全国的1.16%。也就是说，占全国近3%的人口仅创造略超过1%的国内生产总值。贵州省人口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名列第15位，而国内生产总值为第26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第31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44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7.17%，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名列第31位；农民人均纯收入1489.9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0.2%，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名列第30位。2002年底该省还有300万左右贫困人口，约占全国的1／10，贵州省是全国贫困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像这样经济基础薄弱、长期处于挂末位置的省份，应当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西部省区内区域发展差距过大的问题也相当严重。如贵州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低的铜仁地区仅为1930元，为该省平均水平的61。2%，为该省最高水平的贵阳市的19.7%；而最高的贵阳市已经为该省平均水平的310.3%，为最低的铜仁地区的506.9%。该省除了贵阳市、遵义市、六盘水市之外，其余6个地州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低于该省的平均水平。

　　近些年，贵州省经济发展连续7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进一步分析，在经济发展的三大拉动中，投资拉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仅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就超过700亿元。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统筹西部地区区域发展，从西部的实际出发，一是要继续保持对于西部地区投入的力度。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投入机制，以便在西部跨地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和生态工程收尾后，西部发展的资金投入不出现过大的减少。如欧美很多国家采用的“落后地区开发基金”，以保持资金长期有效的不断投入。二是要研究西部地区内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对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全面部署和兼顾区域内各地的发展。三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市场化的程度，支持三线军工企业的改造。应当看到，统筹区域发展的实质，是实现地区共同发展，包括西部各省、自治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和各省、自治区内部的协调发展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协调发展。要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进程中逐步解决地区差距问题。

　　三、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要实施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战略

　　要协调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从战略思路来说，应当实施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战略。所谓经济文化一体化，是指在现代社会中，文化与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经济现象。其表现形式为：经济文化、文化经济化、文化经济复合化。作为战略思路来说，则是指将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结合起来，一方面，使先进的文化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增加生产力的科技含量，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使经济发展产生飞跃；另一方面，使发达经济渗透到先进文化中去，使文化具有经济力，增加文化的商品属性，增加文化的造血功能，形成文化经济，为文化发展增加经济基础。而先进文化与发达经济的结合必将促进人民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先进文化是精神生活提高的集中表现，而发达经济则是先进文化的载体。

　　四、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大力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

　　从统筹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看，要大力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改善西部的生态环境。同时，对于西部生态环境建设付出的生态代价，要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体现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以人为本的现代观念。

　　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植被稀少、缺少生态屏障；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盐渍化等土地退化严重；生物多样性减少；水生态失调，水资源贫乏，河流断流，湖泊枯竭日益加重；泥石流、滑坡、山洪、干旱以及沙尘暴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西部地区本来就十分脆弱的生态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即使付出极大的代价去补救在很长时期内也难以恢复。历史上的大开发、大发展常常都是伴随着对环境的大破坏、大污染。在进行西部大开发中，若不认真吸取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仍将经济发展建立在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基础上，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红利”而走盲目开发资源和随意破坏环境的传统发展道路，即使再大的投资、再宏伟的建设都会化为泡影。那样，不仅西部开发不会成功，还会加重对中下游的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威胁。如何在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总体能力偏低的现实下，使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实施西部大开发面临的重大课题。

　　在贵州省五大类小康指标中，2003年生活环境实现小康的程度为96.5%，是唯一基本实现小康并好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方面。在这方面，要进一步发挥优势，通过大力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大改善贵州省的生态环境。

　　统筹西部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西部地区特别是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地区要重视循环经济的培育，坚决摒弃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要大力发展生态效益型经济，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追求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和废弃物最小化，努力使人口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建立人口适度增长、资源永续利用的良好生态环境。

　　五、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发要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開放格局

　　经济的开放度是小康进程的重要标志。应当看到任何系统的发展，都离不开与系统外界进行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的大背景下更是如此。近年来西部不少地区的成功经验都证明，扩大对外开放是加快发展的必由之路。没有持续的外来资金、技术、人才，单靠本地的经济实力，要使经济总量超常规扩张、经济质量大幅度提高是不可能的。200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投资527亿美元，西部地区12个省区共吸引外资24.92亿美元，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4.73%，这表明，西部地区对外经济开放度还相当低。贵州省2002年引进外资仅9383万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6.91亿美元，进出口拉动所起的作用还相当有限。从资料分析，我国东部地区仍是外资投资的集中区域，中部地区吸引外资能力有所提高，而西部地区则稍有下降。因此，西部地区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要加强对外宣传和联系，加快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先进管理的步伐。要进一步实施多元化的开放带动战略，避免过多依赖某一地区所带来的风险。要加大经济技术合作的力度，力争更多的国外经济援助项目和对外承包工程。要注意吸引跨国公司、外国金融机构和世界华商500强到西部地区投资。西部地区要结合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切实加强管理，不断改善投资环境。还要引导西部有实力的公司主动走出国门，到国际上去发展。总之，要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西部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顺利实现中国西部经济的振兴。



作者：龚晓宽　来源：《农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7期）



来源:《农业经济问题》